文/張貴峰

　　“如果資源配置、經濟運行中政府話語權過大，兼職官員自然能夠輕而易舉地為企業‘幫忙’‘謀利’”，因此要根治“戴著政府的帽子，拿著企業的票子”的現象，則必須全面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等改革，讓權力過度干預市場成為歷史。

　　戴著政府的帽子，拿著企業的票子，屢被禁止的“紅頂商人”，仍在編制內外自由游走。最新數據顯示，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開展以來，全國共排查出黨政干部在企業兼職近8萬人次，完成清理約5.5萬人次，其中包括吉林省3名原副省長違規擔任金融機構董事長。(本報9月27日A27版報道)

　　“戴著政府的帽子，拿著企業的票子”式“紅頂商人”現象的不合理及社會危害性，無疑顯而易見。它不僅有違“中立、超脫”的政府基本行政立場和“公共服務”基本職能定位，同時也會損害不同企業間的平等關系，以及相應的公平市場競爭秩序。而一旦放任這種“亦官亦商”的“紅頂商人”現象泛濫，勢必又會進一步為“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等權力腐敗現象的滋生提供極大的便利。

　　這種背景下，此次全國范圍內再次對“紅頂商人”現象進行排查清理，當然值得贊賞和肯定。但與此同時，顯然又應清醒意識到，要想徹底根治“紅頂商人”現象，僅止于表面清理，實際上又是遠遠不夠的，更重要的是，還必須進一步祛除這一現象之所以滋生的土壤環境。否則，如果背后的土壤環境沒有根本改變，即便一時的清理成果斐然，長遠來看，勢必仍會出現“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循環。

　　“紅頂商人”現象所以滋生的土壤環境究竟有哪些？從簡單的利益驅動邏輯上看，當然首先是因為官員與企業之間可以相互利用、“干部有利可圖、企業借權生財”，雙方“一拍即合”；但從更深層次的體制角度審視，無疑還是因為，目前我國的許多不合理的體制機制為這種“一拍即合”的相互利用關系，提供了很大的制度方便。比如，“政企不分、政資不分”以及“高度行政化權力化”的國有企業運行管理體制機制，導致許多國有企業本身從一開始就并非真正獨立的市場主體，而是一種高度依附于權力而存在的“半市場化主體”。

　　再如，目前“政府職能轉變”依然還未完全到位，“權力過度干預市場”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尚未真正形成“政府和市場各就其位”、既充分“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又確保“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權力和市場運行機制。正如人民日報評論指出的那樣，“如果資源配置、經濟運行中政府話語權過大，兼職官員自然能夠輕而易舉地為企業‘幫忙’‘謀利’”。

　　而要想徹底祛除這些滋生“紅頂商人”的土壤環境，顯然有待于推進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的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如一方面，全面推進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等為主要內容的國企改革，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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