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貴峰

　　廣東省惠東縣鐵涌鎮衛生院婦產科主任梁少泉、辦公室主任董培滿，通過收取感謝費的方式，先后為5對賣給收養被拐兒童的夫婦辦理了虛假的出生醫學證明。2015年7月28日，惠東縣法院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梁少泉有期徒刑1年；以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判處董培滿有期徒刑1年。

　　“偽造假證”或許已經算不上什么新聞，但衛生院醫務人員偽造虛假出生醫學證明事件，卻不能不讓人深感震驚。因為一方面，從“打擊拐賣兒童犯罪”角度，這種偽造虛假出生醫學證明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十分巨大，不僅會幫助被拐兒童徹底“洗白”身份，而且還會在無形中為“拐賣兒童犯罪”大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從社會人口信息管理角度，如果任由這種“虛假出生醫學證明”泛濫，勢必會嚴重破壞整個社會的人口信息管理秩序，給這種秩序帶來極大的混亂。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中，針對出生醫學證明的相關管理制度并不十分完善，甚至存在十分明顯的漏洞。這正像有婦產科醫生指出的，“嚴格來說，出生醫學證明必須分三部分管理，就是說拿章的人、拿空白證的人、簽發的人都是分開的。但在很多基層的衛生院，出生證大多只有一兩個人在管理。”另一方面，從法律懲戒制度的角度，針對偽造出生醫學證明的行為，目前我國法律事實上也并沒有具有針對性的罪名。而這也正是上述事件中相關造假者僅被以“濫用職權罪、玩忽職守罪”等罪名追究刑責、并且僅被處“有期徒刑1年”的法律背景所在。

　　因此，要想有效避免類似偽造出生證明事件的發生，必須盡快完善、填補相關制度漏洞，確保在制度源頭上對這種社會危害性極大的偽造假證行為嚴防、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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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