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貴峰

　　據了解，2016年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的個人繳費比例或將上升。專家認為，從籌資機制來看，財政補助已經占到籌資總額的四分之三左右，居民醫保存在“泛福利化”傾向，未來應逐步改變目前個人與財政籌資責任失衡的局面，建立財政補貼與個人繳費的合理分擔機制。（1月11日《經濟參考報》）

　　應該承認，相對于職工醫保，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醫保，無論從基金收入規模，還是個人繳費水平角度看，都確實明顯偏低；同時，個人繳費比例不高也是一個基本事實。如2015年城鎮居民醫保個人繳費僅為“人均不低于120元”，不僅明顯低于同期“每人380元”的政府補助標準，更遠遠低于按工資10%計算的職工醫保繳費水平。因此，為降低基金風險，適當提高個人繳費比例，確實具有一定合理必要性。

　　盡管如此，在強調其合理必要性的同時，也要進一步厘清這樣幾個基本背景。其一，“提高個人繳費比例”其實并不是將來時，而現在進行時。去年居民醫保的財政補貼，已開始低于個人繳費增長，兩者比例正在縮小。

　　其二，應該看到，目前我國城鎮居民醫保（針對農村居民的新農合，也是如此）所保障的，其實主要是社會弱勢群體。這也就是說，從保障對象上看，相對于職工醫保，居民醫保原本就是更具福利化色彩的。這種背景下，簡單指責其“泛福利化”傾向，甚至大幅提高個人繳費比例，顯然不符合維護弱勢群體利益和社會政策要托底的社保原則。

　　鑒于此，筆者以為，即便“提高個人繳費比例”有合理性與必要性，也不宜匆忙為之。一方面，提高的比例不宜過高、速度不宜過快；另一方面，財政補貼與個人繳費的最終比例究竟應是多少，如何確定“合理分擔機制”，都需要審慎決策。不能簡單只從減輕財政壓力角度考量，還需充分著眼于對弱勢群體基本民生權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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