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8日，廣東省高院對廣東省委統戰部原副部長、省工商聯原黨組書記黃少雄減刑案進行宣判，裁定從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九個月。就在7月初，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第三次獲減刑，減刑至有期徒刑17年。

　　對于官員的減刑和假釋，往往少有來自官方的細節描述。而這種神秘也使公眾對其保持了高關注度。記者梳理官員減刑案件發現，落馬官員由于知識層次相對較高，通過積極寫稿、參加文體活動、發明專利等更容易獲得加分。當然，其中亦不乏暗箱操作等其他“門道”。

　　目前，隨著去年一系列司法解釋的出臺，官員減刑假釋一律網上公開接受監督，減刑假釋的關口已經收緊。也有專家提出，進一步公開官員的減刑原因細節，是回應公眾質疑的最好辦法。

　　官員減刑有“先天優勢”

　　廣東省委統戰部原副部長、省工商聯原黨組書記黃少雄的減刑來的并不那么順利。

　　這位因受賄罪被判處無期徒刑的官員，前后提交了兩次減刑申請。

　　2013年12月，黃少雄所在的廣東揭陽監獄以其確有悔改表現為由，提請對他減為有期徒刑18年。

　　但隨后中央政法委出臺了相關規定，對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職務犯罪罪犯，執行三年以上方可減刑。由于黃少雄刑期執行未滿三年，其減刑申請被法院駁回。

　　今年3月，梅州監獄再次提請對黃少雄減為有期徒刑20年6個月。理由是，黃少雄在服刑考核期間，被記功3次，表揚6次，獲評改造積極分子3次，確有悔改表現。

　　據記者了解，黃少雄被記功多是因為其在揭陽監獄內部報紙《潮汕新報》上發表多篇文章，其中2012年就發表了12篇，這被認為是記功的重要依據。

　　本報記者梳理發現，通過積極寫稿、參與文體活動等方式“獲得表揚”或者被認為“表現突出”一直是官員減刑的重要途徑。

　　2011年5月18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了8名原處級以上干部減刑假釋案件。浙江省政府原秘書長馮順橋當庭念道：“兩年多來，我負責圖書管理工作，積極寫稿，對編輯工作認真負責……”法院當庭對其作出了減刑1年11個月的裁定。

　　在落馬官員的減刑依據中，和積極寫稿有類似效果的是發明專利。

　　2014年12月9日，原足協副主席、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南勇，因在獄中服刑期間發明足球射門練習裝置等4項專利等原因獲得監獄方面表揚，并裁定減去其一年有期徒刑。

　　“像參加文體活動、論文獲獎、取得專利、重大立功表現等方面的立功都可以加分，在這一方面，文體領域罪犯有優勢，而一些入獄的官員，因為以往的社交領域、管理職能等優勢，也相對更容易發表論文、申請專利，也更容易獲得加分。”北京市律師協會刑法委員會委員律師戴福認為，官員在獲取減刑方面的確有“先天優勢”。

　　書面審理易滋生“貓兒膩”

　　對于減刑需要的程序，原廣州市人民檢察院檢察官楊斌告訴記者，一般監獄會根據服刑人員的勞動表現、思想教育表現等進行評分，此外還會有各種獎勵性加分，達到相應的標準即可申報。

　　申報之后，還需分監區、監區、監獄逐級審批，駐監檢察官審查，然后由監獄向所在法院提出申請，經過法院開庭審理后，由法院作出裁定。

　　雖然流程非常嚴格，但近年來，并不乏違規操作的案例。

　　以廣東為例,2014年廣東有138名不符合暫予監外執行條件的罪犯被收監執行刑罰,其中包括深圳市原副市長王炬等12名廳局級干部。

　　最高人民法院審監庭庭長宮鳴在接受央視采訪時也表示承認，主要是一些有權人，有錢人，判刑以后減刑相對快一些，他們獲得假釋，暫予監外執行的比例要高一些，實際服刑的期限要短一些。

　　本報記者梳理發現，在減刑過程中，最容易出現出問題的環節是計分考核上。比如，夸大計分、假立功計分現象，有的甚至出現向監獄管理人員購買情報、購買發明專利等獲取立功的造假行為。

　　“一般來說，認定罪犯立功大多需要依據監獄出具的證明材料，書面審查、書面確認，這也為監獄方面參與造假提供了方便。”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告訴記者。

　　接受媒體采訪時，浙江省高院審判監督庭任更豐法官介紹，法院對于減刑假釋案件以往大都采取“書面審理”的方式：即只就書面材料進行審理后，作出判決裁定，不需要罪犯或者證人出庭。“罪犯有什么意見，我們也不清楚。老百姓會懷疑有‘暗箱操作’”，造成了很多尷尬。

　　而在楊斌看來，在檢舉的關鍵階段，部分駐監所檢察官的監督作用并未發揮，察覺不到監獄參與幫忙造假行為。

　　“以前監獄減刑保釋執行環節是比較混亂的，因為一個人在判刑之前，我們會比較關注，從偵查到起訴，但一旦判了刑，投入監獄，后面就沒有消息，大家也沒有關注，整個執行環節缺乏監管。”楊斌認為。

　　多位受訪的律師均表示，雖然監獄系統里有一套非常嚴格的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考核體系，但在管理與執行方面容易出漏洞。

　　減刑公示中發現新線索

　　不過，楊斌告訴記者，隨著最高檢等各部門開展專項整治后，現在落馬官員減刑越來越規范了。

　　“現在一般要求必須由法院公開審理，官員減刑假釋一律網上公開接受監督。”楊斌表示。

　　記者注意到，從監獄提請減刑到法院審理再到宣判，走完整個流程需要數月時間。

　　以副部級官員張春江的減刑為例，公安部秦城監獄以張春江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為由，于2014年7月18日提出減刑建議。同年7月25日經公安部監所管理局審核，報送北京市高院審理。

　　北京市高院于2014年8月26日正式立案，8月28日至9月1日公示后，依法組成合議庭進行審理。2014年11月，法院裁定將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減為無期徒刑。整個過程耗時4個月左右。

　　此外，一些地方對于原處級以上干部的服刑人員，還要從嚴把握，比一般的服刑人員還要嚴格。

　　廣州市中院審判監督庭庭長陳冬梅表示，從2012年下半年開始，前官員減刑假釋的案件要向廣東省高院報備；如果是原為廳級以上領導干部，或者是社會關注度比較高的罪犯，中院還不能直接裁判，要上報由省法院批準后才能夠進行裁決。

　　而隨著減刑建議書的公開，官員減刑的理由像在放大鏡下一樣被充分審視，減刑越來越嚴格，甚至還出現了在公示期間發現新的犯罪線索的情況。

　　因為違規辦理提前解除勞動教養受賄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的上海市第四勞教所原政治處主任韓渭恩就是其中一個典型。

　　2015年1月，在服刑4年后，韓渭恩所在的上海市北新涇監獄向上海鐵道中院提出減刑申請，監獄方認為，罪犯韓渭恩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表現，獲得表揚6次，記功3次獎勵。

　　4月1日上海鐵路中院立案后，在罪犯服刑場所以及通過互聯網向社會公示了減刑建議書等材料。在公示過程中上海鐵路中院意外獲得了韓渭恩還涉及其他案件的線索，遂開展調查。

　　據查明，2010年1月29日晚，韓渭恩駕駛本單位警車，行駛至外環線近江楊北路出口時，車內被點火燃燒，韓與隨行的特定關系人王春某均被燒傷。公安消防機關勘查認定，系車內人為火種點燃可燃物并擴大成災。該案目前仍未結案。

　　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刑期間，韓渭恩未將涉案情況向執行機關作交代。

　　法院經審理認為，刑法所規定的減刑條件，除應當審查其在執行期間一貫表現外，還應當綜合考慮犯罪的具體情節、原判刑罰情況等相關因素。罪犯韓渭恩是“1.29”案件的涉案人，公安機關至今未予結案，該案的發生韓渭恩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在服刑期間隱瞞情況，社會影響尚未消除。

　　據此，韓渭恩不符合確有悔改表現的法定減刑條件，依法裁定不予減刑。

　　逐漸收緊的減刑關口

　　雖然此次廣東高院最終核準了黃少雄的減刑申請，但在減刑幅度也低于監獄方的申請。

　　一開始，梅州監獄建議，對黃少雄減刑為有期徒刑二十年六個月；在庭審現場時，檢察員一直在追問減刑的依據，并質疑“在監獄小報發表文章的數量和質量看，不足以構成記功”，當庭建議，刑期減為有期徒刑二十一年；最終廣東省高院的減刑意見是，裁定從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二十年九個月。

　　與以往相比，落馬官員的減刑更為嚴格。

　　去年1月，中央政法委推出《關于嚴格規范減刑、假釋、暫予監外執行切實防止司法腐敗的意見》以來，各地在審理官員減刑案中，在程序上愈發嚴謹。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阮齊林表示，隨著檢察機關直接參與減刑假釋審查，減刑程序越來越規范后，對于官員減刑、假釋的關口開始收緊。

　　以北京市為例，2014年一年，北京市中院對職務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三類犯罪”及在社會上有重大影響的40余件減刑、假釋案件，均進行公開開庭審理，大部分案件當庭宣判。

　　“其中，職務犯罪的罪犯被減刑、假釋的比例最少，而且執行標準更為嚴格。”北京市二中院副院長董建中介紹。

　　例如，國家體育總局足球運動管理中心原主任南勇，在服刑期間，認罪服法，遵守監規紀律，積極參加學習和勞動，考核期間獲表揚7次，這份“成績”可以減刑期限為1年2個月，但是刑罰執行機關從“從嚴”角度考量，只提出減刑1年的建議。

　　落馬官員假釋方面的關口也越來越窄。

　　羅湖區人民法院原法官吳某平因為犯受賄罪，于異地審理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三個月，此后在深圳監獄服刑。2014年2月，監獄提出對吳某平予以假釋的建議。

　　經過10個月的審理，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吳某平不符合法定假釋條件，未予假釋。

　　據了解，刑法中有規定“確有悔罪”等才能予以假釋。

　　對于官員是否確切悔過，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教授楊小軍認為，不能只看悔過書等表面現象，更應看重其悔過行為是否確切、深刻，是否真正深入反省“觸及靈魂”。

　　今年6月起，最高法《關于減刑、假釋案件審理程序的規定》正式生效，進一步明確要求職務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現等6類減刑、假釋案件必須開庭審理。

　　在關口縮緊的背景下，也有專家提出，官方對于官員的減刑原因因缺乏細節描述，一直備受詬病。“罪犯認罪服法、遵守監紀監規、積極接受改造、無違規違紀行為、認罪悔罪、積極參加勞動、努力完成勞動任務、確有悔改表現……”，作為對外公布的官員減刑說明材料中，這些常見的表述顯得過于籠統。公開更多的信息，是回應群眾質疑的最好辦法。

　　記者 李楊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孫瑤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