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今日 A25版報道，昨天，湖北省京山縣人民法院宣判佘祥林無罪。而近日記者在張在玉的家鄉雁門口鎮臺嶺村采訪，張在玉的三哥張在生在分析這起冤案時表示，正是因為佘祥林生活作風問題才導致了悲劇發生。

    對于如佘祥林而言，有關“生活不檢點”的道德指責，無疑會大大降低人們對于蒙受不白之冤的佘祥林的同情之心。但是，“生活不檢點”充其量是道德范疇的事情，卻不應成為為冤案的一塊遮羞布。

    我們看到，由于“不檢點”之因，佘祥林背上了道德之債，說是對佘本人“不檢點”的報應尚可，但抽象的道德之債轉化為具體的刑事之罪，就已經逾越了道德本身的范疇，進入到刑事領域的層面了。衡量一個人該不該獲罪，是道德因素還是法律因素？這個問題并不難回答，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定罪的前提必須有清楚的犯罪事實。但在佘祥林案中，一個人作風上的“不檢點”卻被認為是犯罪動因，難道僅僅是“滑天下之大稽”？

    不錯，遵循“生活不檢點”導致個人悲劇的邏輯，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推斷，即：如果沒有佘本人的“不檢點”，也許張在玉根本不會出走，而佘祥林案自然不會發生。如果對佘本人“不檢點”的一說成立，無疑佘應該接受道德上的指責，但即便如此，又與冤案何干？　　毫無疑問，有罪推定以道德評判作為前提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可惜的是，張家親屬依然遵循著這種思維方式，并且這種思維方式還在影響著相當一部分司法工作人員的認識，這無疑是更為可怕的事情。

    類似“生活不檢點”導致悲劇這樣的習慣性邏輯推斷，本來就不該成為司法部門斷案的因素，也不應成為相關當事人的一種借口。還是那句話，司法的歸司法，道德的歸道德，這兩件事情本來就沒有必然聯系。只有廓清二者的界限，法律的公平與公正才會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王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