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林    

　　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材料顯示：向檢察機關舉報涉嫌犯罪的舉報人中，約有70% 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擊報復或變相打擊報復。而記者的調查顯示：受訪人數的65% 不會考慮實名舉報。（據1月26日《大河報》）

　　積極鼓勵實名舉報，是可以理解的。一是舉報之后無論真假追責都有相應的對象；二是匿名舉報容易提供假線索，造成人力、物力、財力上的浪費，也給被誣告者情感上、名譽上帶來損失。站在執法者的角度 ，這種說法并不錯，但是，他們忽視了一個前提，那就是這一切必須建立在實名舉報者的的隱私權和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約七成的舉報者遭到打擊報復，這是一個怎樣龐大的數字？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應該怎樣來保護實名舉報者呢？

　　建立《舉報人保護法》來保護實名舉報者是當務之急。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司法機關對要求保密的舉報人應當為其保守秘密，但案件進入審判環節后，舉報人作為證人必須在提供證言時陳述真實身份信息，那么所謂的保密承諾也就無從談起。其實，立了案，司法介入了，案件信息也都清晰了，有必要非要“出賣”舉報者嗎？比如水門事件，線人“深喉”始終不為人知，直到2005年當事人自己才說出真相。這對于我們的司法未嘗不具有很好的借鑒意義。

　　司法部門對舉報人信息保護也處于一種尷尬的局面，往往舉報案件司法程序還沒有啟動，被舉報人就聞風而動了。而香港特區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貪污舉報，由于實行嚴格“單線聯系”制度，至今沒有舉報者因資料外泄而遭報復。兩相比較，是多大的差距。造成這種現狀的根本就在于，我們沒有一套嚴密的保障體系，尤其是對那些肆意透露舉報信息的工作人員。要知道，舉報者個人信息被泄露絕大部分是司法機關造成的——難道還有舉報者自尋多事的嗎？如果我們對泄密人員能夠嚴厲打擊和懲處，譬如，開除公職或者追責入罪，他們還能這樣張狂嗎？

　　打擊報復舉報人入罪門檻高，刑罰輕也是保護不力的一個關鍵原因。河北省阜平縣某中學教師馬保民舉報村干部騙取征地款后，被開除黨籍、記大過，還被關進拘留所；河南靈寶青年王帥揭發政府違法占地搞工業園區建設，當地警方以涉嫌誹謗罪將王帥刑拘……放眼國內，被舉報者安然無恙而舉報人被無情地打擊報復的情況比比皆是，原因就在于此。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中“報復陷害罪”的立案標準是：導致舉報人或其近親屬自殺、自殘造成重傷、死亡，或者精神失常；而且該罪的最高刑期也只有七年。這樣的一種現狀如果不改變，還怎樣來保護實名舉報者？作為實名舉報者，如果不是下了破釜沉舟的決心，恐怕沒有人會輕易實名舉報。

　　每個舉報人都是時代的良心，不嚴明保密紀律或徇私枉法，對舉報人的每一次報復，都是對社會正義的一次打擊。我們有責任行動起來，為舉報人聲援吶喊，保障他們的權益，珍惜每個滾燙的社會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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