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朝迅

五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最大程度激活內生動力，有利于鞏固和增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盤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我國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主動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逐步形成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世界工廠”發展模式，外貿依存度從改革開放前的不足10%上升到2007年的61.8%。

但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全球市場收縮，傳統國際經濟大循環動能弱化，2008年-2019年，我國外貿依存度從56.4%逐年下降至31.8%，而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104.6%，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達56.3%。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發展格局，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發揮內需尤其是消費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最大程度激活內生動力，有利于鞏固和增強我國經濟增長的基本盤。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適應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必然要求。

從主要經濟體發展歷程看，一國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后，經濟發展就主要依靠內需增長拉動，美國、日本皆是如此。以美國為例，1970年-2018年，由于凈出口為負，美國內需占比一直維持在100%以上，其中，消費、投資占GDP比重分別為80%、20%。從日本看，1970年以來，消費占比不斷上升，其中，家庭消費支出占比由63%逐步提升至78.6%，消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日益凸顯。

2019年，我國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距離世界銀行劃定的高收入國家行列門檻已經非常接近，這就要求我們順應經濟發展階段變化，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發揮需求對供給的牽引作用，夯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根基。

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應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變化的戰略舉措。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政治經濟形勢不穩定性不確定性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也給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帶來重大沖擊。

國際環境重大變化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要求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外需、出口拉動向主要依靠內需、以消費為主轉變。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牢牢把握經濟發展主動權，有利于防范化解外部沖擊，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新優勢。

充分發揮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著力破解要素循環受阻、居民收入差距較大等制約因素

我國擁有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的諸多有利條件，同時也面臨不少困難和制約因素。對此，一定要有清醒的認識。

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我國已形成擁有14億多人口、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的全球最大最有潛力市場，隨著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國內市場將不斷擴大。巨大的市場規模，特別是城鄉區域層次多樣的市場體系，有利于促進國內外資本、技術、知識、人才雙向流動，有助于形成體系完備、結構合理、分工細化的內需體系，對提升供給能力更好適應消費需求起到重要補充作用。

中西部地區后發優勢。中西部地區發展基礎較為薄弱，但人口紅利潛力巨大、資源豐富，增長后勁較大，城鎮化率仍有較大提升空間，為形成強大國內市場尤其是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提供了有力支撐。2020年上半年，16個經濟增速為正的省份中有13個位于中西部地區，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正逐步顯現。

日趨完善的基礎設施網絡體系。截至2019年末，我國綜合交通網總里程達540.6萬公里，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城市軌道交通運營里程、港口萬噸級及以上泊位數均居世界第一位，有效降低了經濟社會發展的邊際成本。便捷高效的基礎設施網絡，能夠有效提升供需對接的效率，是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的重要保障。

此外，我國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上都走在世界前列，率先控制住疫情也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重構中掌握更多主動和先機、擴大內需和培育完整內需體系，贏得寶貴的機會窗口期。

同時也應看到，我國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也面臨一些制約因素。

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有所失衡。資金向金融、房地產領域過度集聚，對擴大內需造成了嚴重制約。2010年-2018年，在金融機構的本外幣貸款余額中，金融業占比由0.4%大幅上升至3.8%，房地產和個人占比由30.3%大幅提升至40.6%，制造業占比由18.1%下滑至10.8%。根據四經普數據，與2013年相比，2018年我國制造業、金融業、房地產業法人單位數量分別增長45.1%、360%、116.6%，占比分別下降5.7、上升0.3、上升0.2個百分點；資產總計分別增長32.4%、增長98.7%、增長120.9%，占比分別下降5.6、上升0.5、上升1.4個百分點。

要素循環受阻。土地等傳統要素流動存在體制機制障礙。從土地看，低價補償與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價格差距較大；工業地價與住宅地價差距擴大。2015年-2017年，住宅、工業地價漲幅差距分別為1.5%、1.6%、7.2%。從勞動力看，常住人口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缺口擴大。2009年-2019年，兩者的缺口由13.7個百分點擴大至16.2個百分點，表明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雖然居住在城市，但沒有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技術、數據等新型要素市場規則建設有待完善，要素產權不清晰、市場化交易機制不健全，數字孤島現象較為突出。

收入差距較大。2008年-2017年，從初次分配收入看，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的收入占比分別由28.3%下降至25.4%、14.1%下降至14%、57.6%上升至60.6%；從可支配收入看，企業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的收入占比分別由24.5%下降至21.2%、18.3%下降至18%、57.2%上升至60.8%，居民部門收入占比顯著提升。但與此同時，從2008年到2019年，居民部門杠桿率由17.9%逐年上升至55.8%，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由22.7%逐年下降至8%，可見轉向居民部門的收入并沒有充分轉化為產品和服務需求。此外，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按五等份分組，2019年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低收入家庭的10.4倍。

推動消費升級和供給創新，推動中等收入群體擴圍增收，持續釋放最終消費潛力，加快構建強大國內市場

“十四五”時期及更長一段時期，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需要我們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指導，以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出發點，持續推動消費升級和供給創新，面向供給和需求變化優化投資結構，建設統一市場和高效流通網絡，推動中等收入群體擴圍增收，持續釋放最終消費潛力，加快構建強大國內市場。

持續推動消費升級。消費是生產的目的和動力，適應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需求升級的需要，應加快完善消費軟硬環境，不斷創新消費新模式新業態，持續促進消費升級：積極培育網絡消費、智能消費、定制消費、體驗消費等消費新模式，鼓勵線上線下融合發展，大力發展“智能+”服務消費模式，拓寬智能消費新領域，加快研發可穿戴設備、移動智能終端、智能家居、超高清視頻終端、醫療電子、智能汽車等智能化產品；推動服務消費提質擴容，豐富旅游產品供給，優化旅游市場環境，充分挖掘中華文化精髓，培育優質文化產品和品牌，著力擴大體育產品和服務消費，充分發展“體育+”產業；持續優化消費環境，加快推進消費追溯體系建設，完善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和消費后評價制度，加強線上線下一體化監管，建立健全集風險監測、網上抽查、源頭追溯、屬地查處、信用管理于一體的電子商務產品質量監督管理制度。

以創新驅動優化供給質量。要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首先，適應消費結構升級推動產業轉型。鼓勵傳統企業技術改造提升，擴大汽車產業規模和體系優勢，推動輕工、紡織等消費品行業增品種、提品質、創品牌。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醫藥、數字創意等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發展，促進新產品新技術不斷推陳出新，加快在線經濟、智慧物流、智能制造等產業高質量發展。其次，提升技術供給能力。加快布局引領產業變革的重大前沿技術，更加重視基礎研究、原始創新和顛覆性技術創新。提升共性基礎技術供給能力，圍繞產業基礎能力和產業鏈水平提升，支持事關發展全局的產業共性技術攻關，探索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符合市場規律和科技創新規律的共性基礎技術供給體系。最后，加強糧食、能源等重要資源生產保障。切實保障糧食安全，穩住主產區和功能區“基本盤”，著力穩定國內糧食生產。扎實推進煤炭、電力、石油、天然氣產供儲銷體系建設、加快構建現代能源體系，提高我國能源安全穩定供應保障能力。

精準發力，持續優化投資結構。要順應需求結構變化，精準擴大有效投資，深入推進投融資體制改革，促進生產和消費“雙升級”，推動供需動態平衡。精準擴大有效投資。加快5G網絡、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數據中心等建設，支持智慧城市、智慧物流、智慧醫療等示范應用，推動鐵路、公路、機場、港口等智能化改造。強化城市群和都市圈內現代交通、信息、電力、管道等的規劃、布局和建設，提高中西部跨區域基礎設施暢通性。著力擴大制造業投資。理順制造業與房地產、金融業關系，引導優質資源向制造業集聚。加快傳統產業智能化、綠色化、服務化、高端化改造，拉動國產裝備、系統集成、工程設計和施工等市場需求。加大機器人、新材料、高端裝備、智能制造等投資力度。推動投融資體制改革。完善投資計劃管理等配套制度，依法加強政府投資資金統籌使用，深化全國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建設應用。加大土地（海域）、金融政策對投資結構調整的支持力度。

建設統一市場和高效流通網絡。推動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促進人員、技術、資本、服務等各類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優化配置，是培育完整內需體系的重要保障。要大力打破區域市場分割，健全流通體系，提升流通效率，促進產銷順暢對接。一是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著力消除各類市場封鎖和地方保護，落實并鞏固維護“全國一張清單”管理模式，建立破除市場準入隱形壁壘工作機制。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推動公平競爭審查全覆蓋，綜合運用督查、抽查、通報、考核等手段，增強制度的剛性約束。建立健全現代監管體系，統一市場監管，完善反壟斷執法體制機制，加大執法力度。二是健全流通網絡布局。加快完善流通網絡規劃，構建全國骨干流通大通道體系，布局國際級和區域級流通節點城市，著力提升節點城市流通服務功能。充分發揮大型商業零售企業布局能力和商業資源帶動作用，優化城鄉網點選址、網點規模、業態選擇。加強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重要商品儲備庫、農村物流設施等流通設施建設。

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推動中等收入群體擴圍增收。收入是民生之源，是消費的前提和基礎。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堅持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并重，加快建立更加有效的收入持續增長機制，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體的橄欖型收入分配格局。首先，完善初次分配政策體系。正確處理政府、企業、居民之間的收入分配關系，形成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的報酬，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市場評價要素貢獻并按貢獻分配的機制，更加重視知識、技術、管理等要素的市場價值。豐富居民投資理財產品，增加居民投資渠道。其次，健全再分配調節機制。健全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合理調節城鄉、區域、不同群體間分配關系。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加大保障基本民生的力度。健全養老保險制度體系，促進基本養老保險基金長期平衡。完善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和大病保險制度，鼓勵發展補充醫療保險、商業健康保險。最后，著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扶持中等收入群體“后備軍”，破除影響新型職業農民、專業技術人員等重點群體增收的體制機制障礙，持續完善稅收、住房、社保等配套支持體系，減輕中等收入群體負擔。（作者系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決策咨詢部戰略政策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