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島記者 徐軍

　　

　　相比近幾年來備受關注的留守兒童等群體，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是一個隱匿的、并不被人們所廣泛知曉和關注的群體。“他們未曾犯罪，卻要承受父輩犯罪所帶來的的壓力和痛苦；他們無法選擇家庭，但家庭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的人生軌跡。”在一份關于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調查報告中，這樣形容這些孩子們的境遇。離開父母的他們生活有怎樣的遭遇？他們面臨著哪些為人所不知的困苦？他們的家庭又是怎樣的？本報記者在最近兩周內，采訪了多個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了解這些孩子的生存現狀。

　　

　　特殊的群體

　　12月14日，當天青島最低氣溫-3℃，是入冬以來最寒冷的一天。早上6點，家住城陽區河套街道 的李義道早早起來，在村口坐上901路公交車到城陽區政府站，轉乘502路公交車。大約三小時后，他到達了目的地——位于市南區山東路上的帝威國際大廈，這是青島市紅十字會所在地。

　　和三個月前來這里的目的一樣，57歲的李義道是來青島市紅十字會小草基金（下簡稱“小草基金”），給7歲的孫女苗苗領取2016年最后一個季度的救助金。他的獨子因盜竊、搶劫罪，在六年前被判處有期徒刑17年。

　　拿到一張1500元錢的支票，李義道歪歪斜斜地簽上自己的名字，為防折損，他小心翼翼地將支票夾在孫女的作業本里。走出大廈，李義道穿過地下通道走到公交站，準備原路返回。春夏秋冬，每季度一次這樣的往返，李義道已經走了10多次了。  

　　和李義道一樣，當天來給孩子拿救助金的有十多人，他們中大多數是孩子的爺爺、奶奶或其他親友，孩子們每月的救助金從500元至1000元不等，每季度領取一次。這些接受救助的孩子最小的不到3歲，最大的接近16歲。在這個公益組織成立的4年里，已經完成救助的孩子有17名，正在救助16名孩子，總支出有60多萬元。特殊的是，除其中一兩位孩子外，其他約30名接受救助的孩子是父母一方或者雙方在監獄中服刑，導致孩子的監護缺失或監護不足。小草基金是國內首個專門救助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公益組織，目前正在救助的16名孩子中，15名孩子父母一方或雙方在服刑。這些服刑人員的未成年子女，被小草基金的工作人員稱之為“失依兒童”。

　　全國有多少因父母服刑而失依的未成年孩子？一個引用較為廣泛的數字是2005年司法部的調查結果：截止到2005年年底，在我國監獄服刑的156萬名在押犯中，有未成年子女的服刑人員近46萬人，占押犯總數的30％左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總數逾60萬。這是可查的來源于權威機構的最近數據。

　　目前在青島又有多少因父母服刑而失依的兒童？記者咨詢了民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均未獲得具體數字。小草基金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該公益組織成立之初，司法部門曾提供過一個數據，“發現青島服刑在教人員的未成年子女有一千多名，其中生活極度困難的有近百名”。

　　記者在調查采訪中發現，相比留守兒童、孤兒等廣為人們所知的特殊群體不同，父母雙方或一方服刑而造成的“失依兒童”的權威數據和相關報道并不多，而且他們的生活狀態也并不為大多數人知曉。

　　

　　父輩的罪過

　　回憶起兒子入獄前后的幾年經歷，李義道有很多的懊悔、憤恨和無奈。在他心里，所有的事情源于一場車禍和自己對兒子的教育不夠。

　　李義道回憶，兒子21歲時騎摩托車在一個路口，被一輛左轉的三輪車撞倒，三輪車的玻璃扎進兒子的脖子，胳膊也嚴重受傷。李義道告訴記者，事故發生時“對方沒打轉向燈”，他認為事故責任方應是對方而不是兒子，但考慮到起訴費用和對方賠償能力有限，即使他勝訴也難以拿回賠償，他們并沒有起訴。在兒子住院十幾天后才撿回一條命，車禍賠償之事也就不了了之，包括醫藥費在內，對方沒有支付一分錢的賠償。        

　　出院后兒子右臂半癱瘓，意志大大消沉，李義道早出晚歸走街串巷賣煤，對兒子問之甚少。他不清楚何時起，兒子和村里的幾個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混在一起， “他們拆變壓器，變賣其中的銅，后來又有一次搶劫。”李義道說，在兒子參與的一次搶劫加油站后，同伙被警察抓住。李義道勸兒子自首，但兒子選擇了躲逃。躲逃的三年里，李義道的兒子和一位菏澤來青務工的女孩相識，成了男女朋友并未婚先育。躲逃的第三年，李義道的兒子被繩之以法，此時女朋友才知道他有罪在身，隨后一怒之下自己返回娘家，而他們的女兒苗苗才僅僅1歲多點。

　　記者梳理接受救助孩子的信息了解到，和苗苗類似，這些孩子的父母一方或雙方服刑，罪名包括搶劫、盜竊、吸食或販賣毒品等，甚至還有的是家庭爭吵中，丈夫失手殺害了妻子。而且很多孩子的父母是在其中一方服刑后，另一方選擇離婚出走；或者像李義道的家庭一樣，本來雙方就沒有結婚，而事后選擇離開；也有的孩子原本就生活在單親家庭之中，其父（母）服刑后則失去了依靠。

　　像苗苗一樣，父母雙方均不在身邊，這些還處于兒童期甚至是幼兒期的孩子們，不得不跟隨年事已高的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而爺爺、奶奶無能為力或者已經過世的孩子們，則只能再投奔到其他親戚家中，甚至有的孩子由父母的朋友代為收養。

　　現在正在接受青島紅十字小草基金救助的15個孩子，在淪為“失依兒童”時，多數還處于幼兒期，他們的父母罪行嚴重的刑期長達十幾二十年，甚至是無期徒刑。在這些孩子的幼年、童年 成長期，沒有完整的父愛、母愛的陪護。父母一方或雙方在監獄的刑期，也成了孩子和家庭的另一種“刑期”。

　　破碎的家庭

　　處于年富力壯時期的父母入獄服刑，常常讓整個家庭變得幾乎是破碎不堪。

　　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群體家庭和生活情況方面的數據性資料，記者未能從相關部門獲悉。2008年8月至2010年4月，民建山東省委婦委會、青島市婦聯、青島大學三方聯合組成課題組（下簡稱“課題組”），采用抽樣問卷調查形式，對青島某監獄412名服刑人員進行家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服刑人員中30%的家庭是離異的，“在離異的犯人中，有75%的家庭是在他們入獄后解體的，并且，配偶再婚和棄家而去的比例高達53%，（未成年的孩子）由父母、朋友撫養成的占46%，無人監護的占7%。”

　　李義道告訴記者，苗苗媽媽每年回來看望苗苗的次數僅有幾次，苗苗對媽媽的感情也明顯淡薄。記者調查采訪中發現，苗苗的遭遇并非個例，甚至還有比她生存狀況更讓人擔憂的孩子。

　　家住市北區的凱凱，還在上幼兒園的時候，父母就因罪被判入獄，凱凱由70多歲的奶奶和50多歲的大伯來照顧，六年后母親出獄時，凱凱已經要讀初中了。住在姑姑家的琛琛，在不到1歲時父母離異，不滿2歲時父親就因為販毒而入獄，爺爺在琛琛的爸爸入獄第二年去世，奶奶已經年近八旬，琛琛從小在姑姑家長大，姑姑、姑父對他非常疼愛，“當成自己孩子照顧。”琛琛的媽媽并不撫養他，但差不多每周能來看他一次。家住市北的蓓蓓就沒有這么幸運，在父親入獄、母親出走后，由60多歲的姑姑收養。

　　對于這些處于困境中的孩子來說，他們的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無論是已經離婚還是離家出走組建了新的家庭，還是杳無音信，對孩子的照顧和撫養都明顯減少甚至缺失；孩子由爺爺、奶奶或其他親屬照顧的，則又因爺爺奶奶年齡漸老，種種疾病纏身而生活困苦；而對于另一方沒有離婚也沒有離家出走的，一個人既要照看孩子也要設法賺錢養家，生活則是倍加艱難。

　　疾病的困擾

　　“禍不單行”，這讓很多服刑人員家庭有著切身的感受。重重困難中，最讓他們擔憂的，就是疾病來襲。

　　年僅1歲多時，聰聰被確診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在白血病中屬高危類型），他的爸爸剛服刑10個月。聰聰老家在臨沂，2012年的9月，聰聰和雙胞胎弟弟在青島出生時，爺爺、奶奶從臨沂趕來照看他們。2013年6月，聰聰的爸爸因罪被判有期徒刑14年10個月，此時聰聰和弟弟才10個月大。2014年4月，聰聰剛被診斷出白血病。

　　聰聰的爺爺秦立進原以為孫子的病很快就能治好，但沒想到兩年半時間過去了，聰聰的治療仍在繼續。兩年多來，聰聰幾乎全是在醫院度過，最長一次連續住院300多天。青島市婦兒醫院血液科醫師莊超告訴記者，聰聰現在處于化療之后的骨髓抑制期，各種血項低，最擔心的就是出現感染，一旦感染僅抗感染藥就上千元一支。聰聰治療還需要半年時間，暫時還不需要造血干細胞移植，但還有復發的可能。如果化療結束后病情再復發，則要考慮骨髓移植。而一旦進行骨髓移植，則可能需要幾十萬甚至近百萬。

　　“這兩年多的治療已經花了快一百萬了。”秦立進告訴記者，一開始孫子醫保不在青島，40多萬是自付的，后來醫保轉到青島后，60萬左右的花費報銷了一半。到處找親戚、老同學借錢，為了給孩子治病，秦立進甚至考慮過賣腎，但被醫生嚴厲斥責。秦立進告訴記者，雖然兒子入獄，但兒媳對這個家庭不離不棄，每天照顧聰聰正在上學姐姐和弟弟，白天、晚上去干鐘點工賺錢，一個月有不到3000元的收入，能維持生活，但根本不夠治療費。

　　“青島的好心人真多。”秦立進向記者感嘆，2015年1月起，小草基金給聰聰辦理了每月800元的救助。聰聰患病后，他們一家當時暫住的合肥路街道幫助申請過2萬元的補助，社會上的愛心人士累計給他捐了5萬多元。2016年，秦立進在老家辦理了低保，但每月只有100多元。雖然這些錢對于聰聰的治療是杯水車薪，但是他們一家已經非常感激。

　　2016年2月，秦立進終于因壓力過大而突發腦梗，身體偏癱而不能行走。在回老家治療三個月后才漸漸恢復，這期間又花了2萬元。現在，秦立進經常為給聰聰借錢治療而發愁。在他看來，如果哪天救不了孫子，他自己也能為自己的不放棄而心安。

　　孩子生病往往是爺爺、奶奶等監護人最犯愁的時候，有個感冒發燒常常就要花費成百上千元。然而，采訪中記者也發現，相比孩子，照看這些未成年孩子的爺爺奶奶年齡漸高，更是疾病的高發人群。苗苗的奶奶患有癲癇，幾乎每個月都會犯病，發病時“雙腿僵直，呼吸不上來，眼珠外鼓”。類似的案例，還有很多很多。

　　受傷的心靈

　　服刑人員的家人常常感覺抬不起頭來，很少和別人提及不光彩的家事，尤其是擔憂未成年的孩子們知道他們的父母是服刑人員后，心理上有難以承受的壓力。

　　父母開始服刑時一些孩子還是幼兒，還未能形成清晰的記憶，因此在不少家庭，孩子的爺爺、奶奶或其他監護人，則以“爸爸媽媽在外國工作，過幾年回來”之類“善意的謊言”，來回答孩子們常常提出“爸爸去哪了”、“媽媽去哪了”的疑問。對于有些孩子來說，幾年甚至十多年都沒有見過自己的父母。

　　小草基金的負責人告訴記者，無論孩子的家長還是老師，大多數人都非常注意保護孩子的隱私,“我們工作的具體內容很少向外界透漏，每年帶孩子舉行活動時，也從不提及敏感的字眼。”在城市的“陌生人”社會里，左鄰右舍之間交流較少，只要家人對孩子保護較好，孩子很少有機會知道自己父母的服刑的真實情況，但是在農村的“熟人”社會里，往往是沒有不透風的墻。

　　“孩子小時候，我們就給她說你爸爸是去上班了，但是現在有點瞞不住了。”李義道告訴記者，在苗苗上學后，曾有她的同學當面嘲笑她“你爸爸被關進監獄了”，苗苗回家后常常大哭，“一次還能瞞得住，說的人多了孩子也就知道了。現在每兩三個月我們帶孩子去看她爸爸一次，希望培養他們父女之間的感情。大人有罪，孩子是無辜的。”李義道說，隨著苗苗年齡漸大，自尊心漸強，苗苗看到其他小朋友和父母在一起時，她還是充滿了羨慕，甚至有些抱怨自己的爸爸媽媽不關心自己。

　　“對于有監護的、在學校讀書的服刑人員子女，從調查結果看，與正常家庭子女相比，在認知、情緒、社會發展、人格發展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問題……學習興趣低，成績不理想；在自我認知上，有自卑心理，容易自我否認；在人際關系上，自我封閉，關系失調……。”來自課題組的報告顯示。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的被歧視和邊緣化，不光影響著孩子，反過來還影響著正在服刑的父母，“高達55%的犯人最擔心的事情是孩子被歧視和無人照顧。”

　　青島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李玉煥告訴記者，對于父母服刑的未成年人來說，家人將父母服刑的事實長期向孩子隱瞞，而孩子又長期見不到父母，那么孩子就會對這種情況做出不同的解讀和相像，“比如認為是不是父母不要我了？父母不愛我了？”因此會產生孤僻、自我否認等心理問題。“我們主張家長平和地、藝術地將真相告訴孩子，不一定要提到父母‘犯罪’這樣的說法，就說爸爸媽媽犯了錯誤，改正后一樣是好的父母。”李玉煥告訴記者，她曾接到過一個不知父親服刑而心理焦慮的孩子，在平靜告知和疏導后，孩子很坦然地接受了事實。

　　李玉煥告訴記者，在孩子受到外界嘲笑的時候，家人安慰孩子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兩個原則，“一是讓孩子知道父母犯了錯誤，孩子是沒有錯的，父母改正后仍是好的父母。二是告訴孩子們，別人的看法沒法左右和改變，對待這些說法要平和對待。”

　　救助的乏力

　　民建山東省委婦委會等三方組成的課題組調查研究發現，“80%的服刑人員入獄前是一個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被捕入獄所造成的影響是全方位、災難性的。有68%的家庭失去了經濟來源，不得不依靠父母、親朋以及社會救濟，或者入獄前的積蓄度日。”

　　在紅十字小草基金現在救助的15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中，有2名孩子的戶籍是在外地，其他13名孩子戶口在本地，在這13名孩子中，至少4名已經辦理了低保。

　　記者從市民政局了解到，根據目前的救助標準，對于父母雙方均服刑的未成年子女，可視為孤兒進行救助；對于父母其中一方服刑，則合計家庭收入，參照低保辦理標準決定其是否符合辦理低保條件；對于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出走，由爺爺、奶奶照顧的孩子，同樣是合計家庭收入，參照低保辦理標準決定其是否符合辦理低保條件；如果父母一方服刑另一方出走，由姑姑等其他親戚撫養的，則同樣可以視為孤兒進行救助。而對于因疾病等原因造成家庭困難的，則可參照低保邊緣、中低收入和因病致貧的情況，進行救助。

　　按照青島市目前低保救助的標準，市南區、市北區等七區城市居民每人每月650元，即墨市、膠州市等四市城市居民每人每月580元。黃島區、城陽區、高新區農村居民每人每月580元，四市農村居民每人每月470元。

　　然而，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少服刑人員家庭存在的情況是，雖然家人中有一定的收入而讓他們在低保線附近，但是對于這些處于學齡期的孩子來說，隨著他們年齡的增長，他們學習、生活所需的費用越來越多，爺爺、奶奶等監護人又常常是疾病纏身，低保的救濟能夠緩和他們貧困的窘境，但是仍難以讓他們過上像正常孩子一樣的生活水平。而且，孩子們遭受的歧視、缺少關愛、性格影響以及人際溝通等方面的問題，也不是簡單地靠低保能夠救助的。

　　“司法部門和監獄幫我們提供服刑人員有未成年子女并且貧困的家庭，我們一家家走訪，確定是否符合條件，符合條件的，我們救助到16歲或者父母服刑結束。”小草基金負責人介紹，由于對孩子們的救助周期長而基金本身善款不多，因此救助時只能“貧中選貧”。

　　擔憂的未來

　　父輩觸犯法律入獄，讓服刑人員的家庭在教育下一代上格外注意，尤其是在道德教育上。

　　“我經常給孫女說，在教室里撿到別人的鉛筆、橡皮，一定要交給老師，不要拿別人東西。想要什么東西，告訴爺爺，我想法給你買。”李義道告訴記者，兒子的犯罪讓他非常內疚，感覺自己“不太會教育孩子”，因此在教育孫女上他格外仔細，看到孫女成績不佳，就每月擠出300元錢給她報了輔導班。在記者采訪中，苗苗高興地拿出一張得分100分的數學試卷，向記者展示。

　　然而，對于李義道這樣撫養著未成年孫女的老人來說，他們年齡較低點的已經在六旬左右，年齡較高的甚至已經是年過八旬。他們幾乎都有一個隱憂：能不能活到自己的孩子出獄？

　　“我父親是66歲去世的，我今年65歲，我擔心活不過我父親。”李義道直言，兒子刑期還有十年左右，而自己越來越老，身體還總是生病，“我和她奶奶有一天沒了，我孫女不就成孤兒了嗎？”同樣憂心忡忡的還有康康的奶奶， “如果我走了，孫子變成了孤兒，兒子回來也沒有了家。”

　　專家之聲：關注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需要政府和全社會共努力

　　青島市社科院社會學研究員劉同昌教授，是 民生問題的研究專家。針對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成長中所遇到的問題，記者采訪了劉教授。

　　“父母服刑，孩子誰來照顧？這個問題涉及的比較廣泛。”劉同昌教授表示，對于服刑人員子女的救助上，需要政府部門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父母有罪，但孩子本身無罪，父母的罪過不應該延續到孩子上來，這些孩子不僅應當得到救助，而且還應該受到加倍的關注。”

　　在劉同昌教授看來，對服刑人員子女的救助，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出臺針對性的政策，填補救助上存在的一些空白，完善救助制度；在服刑人員居住的社區和街道，應該就近給予關照，尤其是發揮志愿者和熱心人士的愛心力量；同時，全社會也應該關注這些孩子，尤其是在上學、就業等方面不僅不能對這些孩子產生歧視，而且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愛。（為保護孩子隱私，文中孩子名字均為化名）

　　 [編輯: 劉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