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貴峰

　　今年4月20日，深圳森林公安分局副局長鐘宇軍駕駛警車撞車后逃逸。4個月后， 深圳市城管局8月21日發布處理結果，稱其違規駕駛警車，交通肇事逃逸，且存在酒后駕車嫌疑，決定給予鐘宇軍開除黨籍、撤銷森林分局副局長職務（降低為副主任科員）處分，調離森林公安分局。（8月22日《南方都市報》）　

　　或許應承認，在“未能取得其酒后駕車的直接證據”背景下，上述處理結果并非不嚴厲。但在“存在酒后駕車嫌疑”情況下，上述最終處理結果就讓人備感遺憾了。因為，如果酒駕尤其是醉駕得到證實，鐘宇軍不僅將面臨更嚴厲的法律追究，被追“危險駕駛罪”刑責，也將面臨更為嚴厲紀律處分，依據公安部“五項禁令”，“嚴禁酒后駕駛機動車，違者予以辭退；造成嚴重后果的，予以開除”；《公務員處分條例》，“依法被判處刑罰的，給予開除處分”。

　　從現有信息來看，鐘宇軍的“酒后駕車嫌疑”，雖“未能取得直接證據”，但又絕非一種臆測，是有大量旁證和間接證據支持的。比如，事發時許多圍觀者稱“司機身上可以聞到一股酒味”。

　　如果進一步考慮到“鐘宇軍交通肇事后逃逸”乃是“未能取得直接證據”的直接原因，那就必須意識到，目前這種處理結果，又難言真正的公平的。這樣一來，不僅在無形中會對通過肇事逃逸來逃避酒駕醉駕追責產生一種變相縱容，也明顯乖違“任何人都不得從自己錯誤行為中獲利”這一樸素的原則。試想，酒駕肇事后先選擇逃逸，酒醒后再投案，反而能因“無直接證據”而獲得事實上的“從輕處罰”，今后誰還會遵守“不得肇事逃逸”的法律，這豈非變相的“勸惡抑善”？

　　因此，亟需進一步健全完善針對“酒后肇事逃逸”方面的酒駕認定法律，同時加大對“肇事逃逸”的處罰力度，徹底堵住借“肇事逃逸”來“逃避酒駕追責”的法律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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