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楊朝清

　　7歲男童在廣東中山市古鎮鎮一水塘邊玩耍時，不幸掉入水塘溺水身亡。男童父母悲傷不已，將水塘所在的花木場及村委會告上法庭，請求連帶承擔人身損害賠償費和精神損害賠償金共計667014元。日前，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做出一審判決，原告男童父母因疏于監管，被判擔責九成。(5月28日《南方都市報》)

　　在風險社會，生命是如此脆弱，脆弱到一次不經意的外出，都可能改變人生軌跡。近年來，兒童溺亡悲劇層出不窮，一次又一次地提醒和警示我們：提高風險防范意識，為未成年人編織一道安全、周密的保護網，不能僅僅停留于“紙上談兵”，更要落實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各個層面。

　　誰都不愿意看到悲劇上演，人們的分歧在于如何防止悲劇再次發生。從情感角度說，喪子之痛讓人同情；然而，從法律角度來講，家長監護不力是造成孩子溺亡的主因。從東莞、廣州等地的經驗來看，兒童溺亡案件法院多判家長承擔主要責任甚至全部責任；據統計，大多數兒童溺亡事件發生的時候，家長并不在身邊。

　　“男童溺亡父母擔責”的制度初衷，在于強化家長的責任意識和主體意識。事實上，在不少發達國家，一旦監護人疏于監護兒童或者侵犯兒童的權利，就會被嚴懲——罰款、監禁，甚至剝奪監護資格。如美國法律規定，不得讓不滿12歲的兒童脫離監護獨處，否則“后果很嚴重”。

　　“男童溺亡父母擔責”看似冰冷無情，實質上卻是一種價值回歸。在法治中國建設不斷深化的當下，未成年人安全防護網絡的建構，既需要家長多一些責任與擔當，也需要學校、企業和公眾更多的參與和付出。只有減少安全防護的漏洞，避免讓孩子成為孤立無援的“野草莓”，讓孩子遠離危險地帶，兒童溺亡才會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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