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利權

　　今年4月下旬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連續兩次召開會議，強調扭轉此前長期存在的“重受賄輕行賄”局面，將行賄犯罪查辦納入辦案重點。為給打擊行賄提供更好的法律支持、將打擊行賄納入反腐重心，目前，司法部門也正在研究修改或出臺相關法律政策。

　　腐敗官員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主動利用手中職權為難別人，肆無忌憚地牟取私利；另一種是面對利益誘惑難以自持，倒在了行賄者的“糖衣炮彈”之下 。無論哪一種腐敗官員，一經查實都將受到法律嚴懲。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受賄官員接二連三鋃鐺入獄，而多數行賄者卻逍遙法外。比如，中國人民大學招生就業處原處長蔡榮生于5月30日因涉嫌受賄被逮捕，轟動全國的招生腐敗案能有如此結果大快人心，但遺憾的是，那些靠行賄蔡榮生“破格”進入人大的考生至今仍處于神秘狀態，外界連其具體身份都無法得知。

　　曾有專家說：“嚴懲受賄卻又寬縱行賄，這樣的反腐與開著水龍頭拖地毫無兩樣。”倘若不將那些習慣借助權力打通“關節”的行賄者一并嚴懲，難保他們不會把糖衣炮彈對準腐敗官員的繼任者，如此循環顯然無益于根治腐敗。此外，嚴懲受賄、寬容行賄不免給人一種“高舉輕放”的錯覺，最終損害司法聲譽和政府公信。比如，吉林省人大代表、長春皓月清真肉業集團董事長叢連彪曾兩次向吉林省原副省長田學仁行賄20萬元人民幣、2萬美元，田學仁因受賄1919萬余元被判無期，而叢連彪仍是省人大代表。問題是，這樣有行賄劣跡的人大代表，還如何代表人民？

　　對行賄不予追究，只會讓不法者認為“行賄成本小而獲益大，值得冒險”，起不到懲戒和震懾效果。唯有對行賄者和受賄者實行“雙向追責”，打消行賄者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理，才能徹底斬斷吏治腐敗的鏈條。此次最高檢強調扭轉“重受賄輕行賄”的局面，將行賄犯罪納入反腐重心，意在進一步擴大反腐的廣度和深度。當然，扭轉“重受賄輕行賄”的局面并非朝夕之功，司法部門在完善相關法律的同時，不妨從田學仁案、蔡榮生案等具體的司法實踐開始，讓行賄者也付出沉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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