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文婧

　　在生活中，人們感覺到在國內，人民幣越來越不值錢；而在國外，人民幣越來越值錢。以李大媽為例，2005年買某大米為1.90元/斤，現在已是3.30元/斤了，八年累計貶值42.4% ；兌換1美元，8年前需8.28元，現在只需6.17元，八年累計升值超過34%。(11月4日《中國青年報》)

　　人民幣“內貶外升”，暫時能讓境外消費條件較好的人群受益；對國內公務員、事業單位職工來說，影響也不大，其工資增長機制沖抵了人民幣對內貶值的影響；而對廣大工薪階層，特別是農民、低保戶等群體來說，則是不可承受之重。如果僅僅是最貧困群體面受折磨，畢竟絕對數量不大，通過社會保障制度可相當程度化解更加貧困的問題。然而，我國人民幣貶值主要是貨幣投放過多造成，而貨幣又主要投向了資本效率較低的基礎建設和壟斷企業，這種情況導致的最大受害者就是作為經濟活動主力的中產階級，少數富者更富，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滑向貧困階層，社會階層的“橄欖形”分布實現起來更難，從而為社會埋下了不和諧隱患。

　　而對那些暫時因為人民幣對外升值而受益的群體來說，這種狀況也是難以持續的。一方面，價值決定價格，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只能由購買力來衡量，在人民幣的真實購買力呈現快速下降的現實面前，人民幣的對外貶值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另一方面，這幾年人民幣“內貶外升”已大大折磨了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的生存能力，如果一旦出現人民幣對外大幅貶值的情況，帶來的將不是出口好轉，而將是被收購吞并的風險。

　　也就是說，人民幣“內貶外升”的階段性變異所導致的人民幣幣值真實價值的偏離，對我國的國民經濟體系 、社會穩定都是一個巨大的風險。因此，我們必須以經濟和法律手段為主，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在盡快穩定人民幣國內購買力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逐步改變人民幣價值內外背離的局面。否則，抱怨“錢不夠花”的就不會僅僅是弱勢群體了，也就不再是“努力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來讓民眾找回幸福感”這么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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