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說好當伴娘的閨密，在自己婚期前一個月突然“請辭”，家住武漢漢陽楊泗港附近的王女士，4月5日在跟記者談論起自己計劃于“五一”期間舉行的婚禮時，顯得很無奈：“閨密說看到柳巖被‘鬧伴娘’，怕自己也被整，非要我簽一個‘禁止鬧婚協議’，我和婆婆還為此大吵一架。”（4月5日《武漢晚報》）

　　無論是從柳巖的遭遇來看，還是從頻見報端的新聞來說，一些地方的鬧婚的確是越來越低俗化。鬧婚雖然“鬧”的是新郎新娘，但伴郎伴娘的主要職責，便是“保護好”新郎新娘，一旦“過火”，真正的受害者基本上都是伴娘。鬧婚本來是一種社會習俗，但如今卻越來越像一種惡習，這令人嘆息，也令人反思。

　　在這樣的境況下，出現“閨密反悔”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閨密一開始答應當伴娘，那是因為二人之間擁有純潔的友情；后來反悔則是得知新郎家那一帶鬧婚很兇，再加上柳巖被鬧的負面影響，她選擇反悔完全可以理解。畢竟，眾所周知的一種印象是：如今的鬧婚，早已沒有了以前的傳統文化味，而是充滿了庸俗與低俗的底色。

　　客觀來說，鬧婚是一種習俗，只要沒有觸及到法律底線，沒有影響到公序良俗，沒有讓他人感覺到不適，那就無可厚非。這就是說，鬧婚沒有問題，但應該有底線、有原則，不能想怎么鬧就怎么鬧。

　　從這個角度來說，“禁止鬧婚協議”也是一種權利伸張。伸張自己拒絕“鬧婚”的權利，伸張自己不被消遣的權利。不過，這樣的做法讓閨密很尷尬，讓新娘在婚前與婆婆生了矛盾。但這并不能怪罪伴娘，因為她當前的選擇也是一種無奈之舉。當然，置于更深層次的角度來審視，這也是對鬧婚這一習俗的警示。如何讓低俗的鬧婚走開，還需要更多人的思考與努力。楊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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