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楊雪 刁明杰

在青島市福寧園奉獻林，市民劉玉蘭獻上鮮花，緬懷三位在生命終點毅然選擇捐獻遺體和角膜的至親。每年清明節來臨前，青島都會在這里舉行器官捐獻者緬懷紀念活動。今年，紅十字生命奉獻林紀念碑上新增刻231位捐獻者名字，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們選擇用大愛為疾病患者帶來生的希望。而在搭起“逝去”與“ 新生”的生命橋梁之間，有這樣一批“生命擺渡人”，他們就是器官捐獻協調員。

現實：在不被理解中與時間賽跑

青大附院器官獲取與分配科共有6名器官捐獻協調員，胡學寶就是其中的一位。2021年3月，胡學寶接手了職業生涯當中第一個器官捐獻協調工作。“當時五蓮有一位出車禍被判定為腦死亡的女病人符合捐獻的標準，我到了之后，看到她的兒子和丈夫坐在醫生的辦公室，看起來就是很樸實的農民。因為很多人的思想是去世以后要入土為安，要第一時間處理后事，不想讓往生者再折騰，可能更理解不了器官捐獻。”然而在一番思想斗爭過后，胡學寶還是跟女病人的丈夫講了器官捐獻的事。

“當時講完后，她的丈夫沒有任何反應。既沒有惡語相向直接拒絕，也沒有同意。后來我又跟她兒子講了一下。因為兒子比較年輕，接觸過器官捐獻方面的知識，于是同意了捐獻。后來跟他父親商量過后，最終兩人同意了捐獻。”

從經手的第一例到現在，4年的時間胡學寶已經參與過300多次器官捐獻。不同于第一次的“順利”，家屬的不理解、拒絕，甚至摔門而去都是胡學寶在協調工作當中經常遇到的事情。“在病人的彌留之際，當家屬沉浸在悲痛氛圍當中時，我們從工作的角度出發去跟他們講器官捐獻的事，很多家屬會不理解，覺得我們很殘忍，甚至因為情緒激動說出一些不好聽的話，這些我們都是非常理解的。”即使面對不理解聲、質疑聲，甚至謾罵聲，胡學寶還是會在安撫好家屬情緒的同時繼續開展工作，與時間賽跑，為生命的挽救爭分奪秒。

觸動：讓逝去的生命因愛延續

近年來，隨著器官捐獻知識的普及，公眾對遺體器官捐獻的觀念逐漸發生了改變。2014年，青大附院首次試點器官捐獻工作，當年共完成22例器官捐獻。2024年，這個數字已經上升為143例。越來越多的家屬在聽完器官捐獻協調員的講述后，同意親人以另一種方式讓逝去的生命得以延續，用大愛為疾病患者播撒希望的種子。

而在工作當中，一些“意外”時刻也會讓胡學寶無比動容。2024年底，一位3歲的小朋友因車禍入院。“當時他的父母在ICU門口外面蹲著，很無助，只能等待著醫生的結果。這個時候我要跟他們講器官捐獻的事，其實是很難開口的。我也是一個父親，才那么小的一個小孩，這個事很難開口。”小朋友的父母告訴胡學寶，他們的孩子雖然年紀很小，但是一個非常善良的孩子。胡學寶說，當時他就詢問了孩子的父母愿不愿意讓孩子以另外一種方式去延續他的生命，用他的器官來挽救別的孩子，而他們當場就同意了。“當時在悲痛的氛圍中，他們可能沒有想到還有另外一條路，我跟他們講述之后他們也非常理解，在跟孩子的爺爺奶奶姥姥姥爺溝通之后，大概三五分鐘就同意了捐獻。”最終，孩子的肝、腎和眼角膜成功捐獻，這份善良為更多人帶來了生的希望。

自白：“在裂縫中播種希望”

“我想，我的工作就是在裂縫中播種希望吧。”工作4年多，胡學寶的手機里已經添加了1000多名病人家屬的聯系方式。在他眼中，這些人已不僅僅是他工作中的聯系對象，這些家庭的期許與牽掛，更是成為他面對質疑時前行的動力。

就在采訪的當天上午，胡學寶還剛剛收到一位器官捐獻者家屬的信息，詢問愛人器官捐獻的去向。“因為國家對器官捐獻實行‘雙盲’的原則，即在捐獻過程中，捐獻者和接受者雙方互相不知曉對方的身份信息。”胡學寶表示，很多家屬其實也只是想知道家人的器官捐到了哪個城市，就會經常去那個城市看一看。“比如我們告訴他捐到了哪個城市，他們也不會過多地追問，只是表示會經常去那個城市看看，算是一種心靈的慰藉。”

每一例捐獻背后，都是一個關于生命接力的感人故事。捐獻者中有逾百歲的老教授，也有定格在花季的年幼孩童，雖然人生軌跡不同，他們卻都用最純粹的方式詮釋了生命的厚度。當一位捐獻者在生命終點留下饋贈，他們便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了生命的價值。

截至2025年3月，青島全市已登記捐獻志愿者6.3萬人，已實現遺體捐獻1386例、器官捐獻1437例、角膜捐獻2334例，超過萬名患者獲得重生的希望。數字的背后，很多人離我們遠去，但我們看到很多人因此重獲新生，家庭重綻笑臉。愛意的背后，有無數器官捐助協調員的器官獲取團隊不辭辛勞奔波于車站、機場等地的身影，有醫務工作者廢寢忘食汗水濕透衣背的奉獻。“一手托起生，一手托起死”，在這條“逝去”與“ 新生”的生命橋梁間，生命的故事在滋養著善意